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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礼记》以外的其它四经，是华夏民族从西周甚至商代开始就传承的民族文化，其包罗万象，是华夏民族文化真正的根，岂是区区儒家可以代表的！

    到了宋代，儒家文化已经有些走进死胡同，程朱理学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在宋代后期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核心观点之一的‘存天理，灭人欲’，很快成为了束缚社会发展的玩意儿，严重阻碍了历史发展进程。

    所以允熥决定提倡儒家新思想，虽然他自己现在都没有想明白儒家新思想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什么内容，但是先把旗号打出去，自然会有真正的儒学大家投靠他，按照他的意思来确立这个儒家新思想包括什么了。

    而东方人一向不直接谈创新，都是托古改制，扶桑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打出的口号还是‘王政复古，尊皇攘夷’，可见托古改制在东方是传统。

    既然是儒家托古，那么自然是把五经这种‘算作’儒家经典的书籍摆出来，从中寻求证据最好了，即使是那些顽固的理学份子也没有话说：孔圣人都认为这五本书非常重要了，他们敢说什么？

    允熥已经决定，今年的会试经义这一场的题目多从五经出题，少从四书出题。反正五经也要求他们都会。

    当然完全取消四书也不好，元末的皇帝和朱元璋之所以选定了四书为标准考试用书也是有道理的。

    四书字数少、好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四书因为字数少所以贫困家庭的孩子也买得起，使得科举考试更为普及，更多的普通百姓家庭的人有了希望。

    所以允熥最后决定：经义一场，从下次开始，乡试、会试、殿试取消四书考核，只考五经；考秀才的县试、府试、院试保持不变。

    至于为人所诟病的八股文，它只是一种写文章的格式，就好像现在高考议论文的三段论一样，其实不太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考试内容。

    科举考试还有一点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对于策论的不重视了。但是这也是有缘故的。

    文章的好坏评定是主观题，没有一定的标准，全看阅卷人的考量。而全国这么多的省、府、州、县，皇帝就是再牛逼，也未必每一次考试的主考官的思想都和皇帝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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